「溫 良 的 舌 是 生 命 樹 ； 乖 謬 的 嘴 使 人 心 碎 。」
箴言 15:4
職場霸凌—「醫療暴力」
過去在台灣職場，開會時部門間叫囂彼此怪罪，或是主管對下屬發飆辱罵，拍桌大吼、斥責，我們似乎早已見怪不怪。病人咆哮醫護人員，甚至動手打人的醫療暴力事件，也不再是新聞！其實在網路上已經有很多關於「職場霸凌」的文章，例如有從心理學角度出發討論的—從職場霸凌聊聊受害者情結；也有法律調停專家建議，當我們遇到—「職場霸凌」怎麼辦？也有醫師提到，「以報制暴 ── 我們該如何面對醫療暴力？」
曾經有調查結果顯示有半數以上被職場霸凌的人們會選擇沉默，我總是想，這些沉默的人們，是不是有時候認為其實「職場霸凌」只是件「小事」，根本不需要大驚小怪，就像當年的菲比一樣，早已習以為常！
過去當我們思考這件事時，其實大多以個人視角出發，所以才會有這麼多人試圖教導我們，如何保護自己？「保護自己」當然是需要的，但是慣老闆，慣同事，慣病人的結果，無形之間，我們似乎成為「職場霸凌」加害者的共犯而不自知，進而造成下一個受害者的傷害。
關於「言語暴力」
有一份調查報告指出「常見的霸凌方式，言語暴力高居第一」，今天就讓我們來談談「醫療暴力」中的「言語暴力」。我們小時候都學過「為五斗米折腰」的典故，想想看，我們是不是經常屈服於工作職場上所遇到的各種不愉快經驗，只因為我們需要這一份工作。慢慢地，「言語暴力」就成了職場的常態。於是，我們開始對「言語暴力」這件事無感，也許大部分的人會說，「反正，被老闆罵又不會讓你少一塊肉！」若有人試圖為自己站出來說話時，不小心就會被冠上「草莓族」的稱號！這真的是對的嗎?
加拿大如何看待「Yelling—吼叫 」
在部落格網站的另一篇文章「三明治主管的生存之道，1 個必知的加拿大職場文化」曾經講過一個關於「言語暴力」的小故事，並提到身為主管的菲比如何幫助被另一位主管霸凌的助理。這一次菲比想要來分享自己親身經歷，並曾經感受到「職場文化衝擊」的二個故事，讓我們一起重新思考，關於「Yelling—吼叫 」這件事。
安寧病房安迪先生的不滿
2012年當年還是學生的菲比，曾經在安寧病房實習二個月，實習過程有一個重要的臨床工作就是學習給藥。依加拿大相關法律規定，如果醫囑給藥時間為早上8點的藥，在早上7:30-8:30之間，都算為合理的給藥時間。記得在安寧病房的某一天，菲比手邊有10個病人醫囑的給藥時間為早上8點。菲比遵照醫囑，在8:05AM時，把藥送到艾迪先生的餐桌上，當時艾迪先生正準備吃早餐。看到藥物放在餐桌上，艾迪先生突然提高音量，大聲地對菲比說了一句：「You are always late.」(妳總是遲到)。菲比發愣了一下解釋：「Since the scheduled time is 8AM, I am not late because it’s okay to give medication within 30 minutes of the scheduled time.」(我並沒有遲到，因為醫師開給你的藥是早上8點，只要在早上8點30分前給藥都沒問題的)。艾迪先生一臉不悅的把藥吞了下去後，開始用餐。此時，菲比對艾迪說了一句「Thank you.」(謝謝)，然後微笑地離開餐桌旁。
當時，艾迪先生的餐桌離安寧病房經理辦公室不太遠，想必經理目睹了這一切。菲比還在給另外一位病人蘇菲藥物時，看到經理從辦公室走到艾迪先生的餐桌旁，再次跟他說明給藥的規定，並告訴他，不應該對菲比大聲吼叫「It is NOT acceptable to yell at our staff.」。當時菲比對經理的這個行為舉動感到很驚訝。關於艾迪先生大聲責怪菲比的這個事情，對菲比而言是件小事，甚至沒有太多的想法。菲比並沒有覺得艾迪先生對她不滿，只是艾迪先生的嗓門本來就大，又患有阿茲海默症，他可能覺得為什麼要吃飯了，藥怎麼還沒送到，感到不耐煩。菲比當時覺得，其實只要稍為說明一下就好了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那一天早晨，時間很快在忙碌的工作中消逝。
午餐後約2點左右，艾迪先生的家人來探望他。經理請艾迪先生的家人進了她的辦公室一趟，並向艾迪先生的家人闡述了早上給藥時發生的事情。記得那時候，菲比正在寫病歷，艾迪先生的家人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艾迪來找菲比，艾迪先生及他的家人親自為早上發生的事情跟菲比道歉，並請菲比原諒艾迪先生的不當行為。菲比當然是回答他們「No worries.」(別擔心，沒事)。艾迪先生和家人離開後，經理請菲比進入她的辦公室，並關心地詢問著菲比有沒有事？當時的菲比心想，會不會太小題大作了。
晚班的護理師
2014年的某一天晚上，菲比輪值大夜班(大夜班的工作時間為晚上11點至隔天早上7點)。當時每個單位的大夜班團隊為一位值班護理師加上三位助理。凌晨五點，病房經理突然來到公司，說要召開臨時會議。在會議當中，菲比才知道經理召開臨時會議是因為另外一個單位的護理師，因為她的助理們休息時間彼此協調不好，所以護理師生氣發飆，大吼她的助理們。菲比不解的是，經理有必要為了這件小事，提前三個小時在凌晨五點來上班，並召開會議告訴大家，對同事大吼是不能接受的行為嗎？
關於台灣人習以為常的「小事」(言語暴力或醫療暴力)，你怎麼看呢？
不知道以上的這二個故事，是否也對你產生了一些衝擊，像當年的菲比一樣。「有這麼嚴重嗎？」「有必要這樣嗎？」剛開始工作的前幾年，菲比的心中經常有這樣的疑問。
記得曾經看過一篇文章：「當照顧者成為被霸凌的對象 「病」是否可以成為一個人霸凌他人的藉口？」作者主張：「「病」或許殘酷地改變了一個人的人生前景、剝奪了他的機會，我們無法奢求一個人在遭逢如此的打擊之下，仍能夠積極、樂觀、進取，但是他必須了解「病」並沒有賦予他霸凌別人的權利。」如果病人都沒有這樣耍任性的權利，那更不用說有其它的理由來賦予一個人霸凌別人的權利。
隨著對加拿大職場工作文化愈來愈熟悉，菲比發現，原來在加拿大，Yelling(大吼)等同於Verbal Abuse(言語暴力或言語霸凌)。在任何的情況下，不管是那一種類型的Abuse(暴力行為)都是不被允許的。「ZERO ABUSE」(零暴力)幾乎是每個公司的規定，違反公司規定，輕則警告，嚴重時，加害者甚至會吃上官司。
在台灣討論關於「職場霸凌」、「醫療暴力」、「言語暴力」時，我們似乎專注在「個人」的層面上，試著在現有的文化體制下，學習如何保護自己。但是要真正解決問題，不應該只單靠「個人」的認知及行動，應該要有更多不同層面的思考，討論取得共識，及相關體制的介入。菲比移居加拿大多年，發現在不同的制度及文化下，我們不一定要依樣畫葫蘆，但是相信一定會有值得我們參考借鏡的地方。但願，我們能更正視「職場霸凌」、「醫療暴力」、「言語暴力」這些問題，不要讓自己不小心就成為暴力加害者的共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