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3年的那一夜，我仍然記憶猶新！

老奶奶臉色蒼白，眼睛直盯著天花板，呼吸逐漸緩慢，甚至有幾秒鐘已經暫時停止呼吸，原以為她已經悄悄地離開，突然間她又大大地倒吸了一口氣，呻吟著！在房間的另一個角落，我的助理滿身大汗，平常敏捷的手腳，這時卻是顫抖著，正在為臥床的老爺爺擦拭著因尿失禁全身濕透的身體，並幫他換上乾淨的衣服。

我們協助老爺爺坐到輪椅上，助理推著輪椅，讓老爺爺來到老奶奶的床邊，並幫忙老爺爺握上老奶奶的手。眼睛完全看不見的老爺爺帶著緊張的口氣問道：「為什麼她的手像冰一樣？」助理呼吸急促地回答：「我發誓，她還活著；你趕快對她說，你有多愛她，把所有你想要對她說的話都告訴她。」這時，平常開朗的老爺爺開始放聲大哭，用盡全力緊緊握著老奶奶的手，聲音發抖的對著老奶奶傾訴著他的心意。

我們默默的退到房間遠方的一個小角落，試圖給這一對戀人屬於他們二個人的空間，在黑暗中我們也正擦拭著那無法控制流下的淚水。

時間與空間似乎在那一刻都暫時停止了，這一次，老奶奶真的離開了，息了她在地上的勞苦，安息主懷。

2008年【一路玩到掛】這部溫馨感人的電影，透過二位男主角的「奇妙旅程」完美詮釋了沉重的人生課題：「生」與「死」；同時也帶給觀眾省思，「萬一如果知道自己只剩下不到一年的生命，我會選擇做什麼呢？」

萬萬沒想到，2020年秋天，這樣的電影情節就在我身邊真實上演了。

2019年9月，年輕又美麗的女同事蕾，她正開心地迎接一位可愛的小女孩來到她的家庭。接下來的一年，蕾常常在臉書上記錄著她的兒子及女兒的成長歷程，並分享與家人的美好時光。然而她所擁有的這一切幸福美滿，似乎就在2020年12月，她被診斷為乳癌第二期的那一刻後，有了巨大的變化。

當知道自己有癌症，勇敢樂觀的蕾，決定暫時放下營養師的工作，把時間留給家人，並同時接受所有積極性的治療。接下來的日子，依舊看到她在臉書上，充滿感恩及正向的態度，分享著她的日常幸福時刻，只不過在照片開始多了些她在醫院病床上的場景。

她對未來還是充滿希望，一邊定期回診接受醫師所安排的各種治療，並以感恩的心分享她在治療過程中的感受；一邊也和家人一起在加拿大境內各地旅行，參加各樣的活動，甚至公開分享她的抗癌經歷，積極為乳癌病人募款。

然而每一次的回診，帶來的都是壞消息，在2021年8月，醫師宣判了她的死刑，這一年她34歲。她的精神狀態這時進入了末期患者第二到第四個典型階段，「憤怒」、「討價還價」及「沮喪」。同年10月，她和朋友一起為乳癌研究基金募款而參加路跑活動。11月，她在臉書上分享，這她正與家人一起度過了一個安靜的生日，並寫下了這麼一段文字：「Don’t take your next birthday (or any day, really) for granted； aging is a privilege denied to many. 」(永遠不要把你下一個生日或任何一天都視為理所當然；變老是許多人沒有的特權。)

接下來的幾個月，她帶著虛弱的身軀和家人一起到世界各地旅行。我注意到了，在她分享的背影照片中，她的背後貼著Butrans (一種強效的止痛貼片)，幫助控制癌症末期難以承受的疼痛；而她的文字仍舊感性地述說著，她非常感恩，因著先進的藥物買了她多一點的生命時間，讓她與家人能夠創造更多的幸福美好回憶。2022年5月初，她的最後一篇臉書貼文，是她為癌症基金的募款，在這篇貼文的二個星期後，這位美麗的女人安靜地離開了愛她的家人和朋友們。

這麼多年過去了，還有許多臨終感人的故事不斷地上演中，一幕幕溫馨的畫面，也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在我的腦海中浮現，也讓我有機會重新檢視自己人生的價值及優先順序，並認真思考著，在台灣「善終」所遇到的挑戰與困難。

2000年的台灣還沒有太多人談醫學倫理時，我與副院長就開始籌備醫院的「醫學倫理委員會」及「醫學倫理圓桌論壇」。我記得當時研讀了數不清的國內、外文獻，也去上了相當多的課程，試著把臨床上遇到(可能是)倫理的議題拿出來討論；當時我們感到相當挫折，因為大部份的人都漠視且興趣缺缺，原因或許是沒有受過相關的訓練，或沒有這一方面的概念。過了幾年，政府慢慢開始正視，把「醫學倫理」納入住院醫師訓練中重要的學分，然而，大部份的同事仍以應付的態度交差。

2010年，我帶著台灣醫療養成教育的思維進入西方的教育體系，並接受專業的臨床訓練，同時也正式進入加拿大的醫療體系。不可否認，學習初期對我的衝擊非常大，甚至有些難以接受。當時覺得這裡的醫師很無情，常常宣判病人死刑，不像台灣比較有人性，一定會想盡辦法把一位病人急救到底。在加拿大，對失智、衰弱症等慢性病造成生理功能惡化的病人，或當醫師及醫療團隊認為病人已無治癒的可能，生命即將走向終點時，就會立刻與病人或病人的醫療決定人解釋說明病情，並建議停止所有的治療藥物，只剩下必要的止痛劑及鎮靜劑(或臨床上所謂的安寧緩和藥物)，然後告訴病人，「Enjoy your life. (日子不多了，回家享受生活吧！) 」而病人和家屬大多都會接受這樣的建議及決定。

身為病人及家屬生命中的陪伴者，我經常在臨終病人的床邊，握著他們的雙手，看著他們的呼吸從暫停到完全停止，手腳的顏色開始變化、溫度也漸漸冰冷；我總在心中為他們默默祈禱，並在他們耳邊輕聲地說：「沒事的，安心的走吧。」

我也遇過很多家屬告訴我，「我們已經跟他(她)說過再見了，所以你儘可能讓他(她)舒服就好了；當那一刻來到時，只要通知我們一下就可以。」病人離開後，家屬也會抱著我，不斷的感謝我為他們所作的一切。

隨著臨床經驗愈來愈豐富，有很多的機會與病人及家屬聊天，讓我可以更多地瞭解到加拿大人在面對「生」與「死」的態度與想法。如同他們常常說的，「他的一生過的很精彩，我們希望他在最後的這一段路，有好的生活品質，能舒服的離開這個世界，相信有一天，我們一定會再見。」

如果時光能倒轉，我希望我是握著我奶奶的手，陪她走完她人生的最後一哩路；而不是當我聽到醫院999廣播，接到緊急電話通知時，匆忙趕到床邊，看著醫師使盡全力，努力急救著我所深愛的奶奶，然後心電圖上還是一直線！我沒有機會，好好跟她說聲再見，也再沒有機會告訴她，我有多愛她。曾經對醫療一無所知的我，天真的以為，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可以相處，而在當年台灣的醫療時空背景下，也不太容許醫護人員宣判死刑。也許是因為台灣的信仰，文化或是人們擔心背上「不孝」的罪名，當醫師告訴你說，「時間不多了，我要把所有的藥物停掉，你們好好的陪她走完最後一程吧！」這樣的話，大多家屬都是難以接受的。

「醫學倫理」永遠沒有對與錯，但在不同的國情、文化及思維下，很難把同樣的一套制度硬生生的套在每個不同的地方。在台灣，我們也許會用幾十萬，甚至幾百萬的醫療資源，試著去救回可能只有10%或20%存活率的一條生命；但在加拿大，他們會選擇把這樣的資源拿去挽救有80%存活率的很多條生命。而對於這低存活率的一條生命，無論病人選擇在機構、社區安寧病房，或是決定去追求完成自己的夢想，我們想為他們作的，就是安寧緩和醫療照護，確保他們在生命最後的這一段路是快樂的，是有良好的生活品質的。而這些病人往往會是在很自然，很安詳的情況下睡著、離開，等到有一天在天上與親友再見！

當然，沒有人會願意聽到自己或自己親友的生命只剩下相當有限的日子，但萬事都掌管在 神的手中，醫術再厲害的醫師，都沒有辦法讓病人多活一秒鐘；面對這個人生必然的課題，真的很困難，也很無奈。雖然我曾經是千百般的不願意成為護理人員，但我很感謝　上帝帶我走上這條路；不是因為我喜歡看這種生離死別的畫面，而是在日常的臨床照護當中，我有更多的機會去學習愛的功課，有機會跟著我的病人及家屬一起禱告及經歷　神所賜那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然後對他(她)說：「天上見。」

在與加拿大國情及文化完全不同的台灣，及其健保支付制度的限制，與社會大眾對「安寧緩和醫療照護」的觀念都還不太成熟的情況下，台灣在「善終」的落實，還有一大段路要走。

當「那一天」來到時，你會作什麼樣的選擇呢?

你又會如何說再見?